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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治理現代化:中國共產黨的理念與實踐

來源:《國家治理》周刊

作者:

2021-01-26

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100年探索,100年奮斗,中國共產黨為新中國成立和建設一個繁榮富強的現代化中國,殫精竭慮,戮力前行,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國家治理現代化之路,中華民族也實現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

國家治理水平越高、治理能力越強,經濟社會發展就越健康繁榮;國家治理不善、治理不力,經濟社會發展就喪失了基本前提和保障。國家治理現代化是所有國家的共同追求,但是不同國家走向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制度形態、路徑選擇、方式方法卻截然不同。中國共產黨既不能在馬列主義的經典著作中找到現成答案,也不能從其他國家的政治實踐中借鑒既定模式,只能根據中國國情和時代變化,采取頂層設計與漸進調適相結合的曲折前行方式,走出一條中國式的國家治理現代化之路。

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百年歷史演變

1840年以來,外國資本主義用堅船利炮、政治訛詐、欺騙誘騙等戰爭和非戰爭的手段,打開了中國的大門,迫使腐朽的清政府簽訂了多個割地賠款的不平等條約,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成為外國帝國主義的原料產地和商品推銷地,國家主權喪失,廣大人民深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的壓迫和剝削。無數志士仁人,為了挽民族于危難,救人民出苦海,奮起抗爭,孜孜求索。中國各階級各階層利益群體和大大小小數百個政黨組織,紛紛提出了自己的救國“主張”,但最終都以失敗告終,未能引領中國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泥潭,中國仍然處于“長夜難明赤縣天,百年魔怪舞翩躚,人民五億不團圓”的悲慘境地。1917年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從此中國共產黨開啟了對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追求和實踐。

1921年中國共產黨誕生并登上政治舞臺,開始了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第一階段的追求和探索,即用革命的方式奪取政權、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

中國共產黨成立時,黨的《綱領》是以無產階級革命軍隊推翻資產階級,由勞動階級重建國家,直至消滅階級差別;采用無產階級專政,以達到階級斗爭的目的──消滅階級;廢除資本私有制,沒收一切生產資料歸社會所有。就是要建立一個沒有階級、沒有剝削,由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最終實現共產主義。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沿著黨的《綱領》制定的目標,經過28年的英勇奮斗,前赴后繼,用鮮血和生命,實現了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第一步:建立起了一個“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共產黨也由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

新中國成立以后,作為“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的中國共產黨,需要謀劃采取什么樣的治理模式,使中國這樣一個全新的社會主義國家保持繁榮昌盛、長治久安。盡管空想社會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和列寧主義者一直在探索,并且通過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等進行了實踐,但在中國這樣一個沒有經過資本主義歷史發展階段的落后的農業國中建設社會主義國家,還沒有先例,也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以借鑒。因此,國家治理成為中國共產黨建設新中國最為重大的實踐課題。

新中國成立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改革開放,為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第二階段,即運動式治理階段

新中國是在“一窮二白”、百廢待興的爛攤子上開始現代化之路的,再加上當時中國面臨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封鎖和圍堵,缺乏現代化所需要的各種資源,為了實現現代化,必須要自力更生。因此,在基本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以后,除了蘇聯提供的有限援助以外,國家治理現代化只有通過各種運動,發揮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依靠中央權威,先后開展了“掃盲運動”“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兩彈一星”等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方面的運動,凝聚人心,激發活力,一方面保證了社會的穩定,另一方面迅速促進了經濟文化科技的恢復和發展。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至黨的十八大召開,為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第三階段,即改革式治理階段

這一階段的主題是“改革、發展、穩定”。改革首先是從最薄弱的環節,即農村開始的,采取的方式是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代替傳統的“出工一條龍,干活一窩蜂”的集體組織形式,大大激發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這種先試點、再推開、摸著石頭過河的漸進式改革,從農村推廣到城市,改革浪潮方興未艾,一浪高過一浪。在經濟領域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礎上,中國共產黨又不失時機地推進行政體制改革、司法體制改革、監察體制改革、戶籍制度改革等,極大激發了中國人民的內生動力,經濟飛速發展,人民生活迅速改善。在改革發展的關鍵時刻,1992年鄧小平發表了南巡講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得以確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更加凸顯。2001年,中國加入WTO,從規則上與世界接軌,全面融入世界。在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同時,“四項基本原則”成為國家穩定發展的“定海神針”,國家治理進入一個新階段。

黨的十八大以后,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進入第四階段,即綜合式治理階段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正式提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命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就國家治理現代化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政治引領、法治保障、德治教化、自治強基、智治支撐”的綜合型“五治”模式,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探索馬克思主義國家治理理論中國化的最新成果和實踐結晶,也是新時代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基本方式。

“政治引領”是國家治理現代化中體現中國道路的特色標志。在國家治理現代化中具有先導性、決定性、根本性作用,尤其是在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內外風險挑戰尖銳激烈的時刻,“政治引領”關系到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政治認同、思想認同、理論認同、情感認同,是凝聚人心、加快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磅礴偉力和根本保證。

“法治保障”是國家治理現代化中體現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法律是治國重器,良法是善治前提,法治是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有效方式和有力保障。只有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才能推動新時代國家治理在法治軌道上行穩致遠。

“德治教化”是國家治理現代化中體現傳統文化精髓的重要標志。國無德不興,人無德不立。中華文明之所以能夠經受住各種沖擊而堅守根基,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平、求大同,法治和德治相結合的傳統文化基因,為國家治理現代化提供源源不斷的道德滋養。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鑄就了博大精深、內涵深刻、意義深遠的“中國精神”,這是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興國之魂、強國之魄。

“自治強基”是國家治理現代化中體現人民當家作主的重要標志。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和核心。在國家治理體系中,民族區域自治、基層群眾自治在我國國家治理現代化中發揮著獨特作用,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要內容,是凝聚各種力量、共畫國家治理現代化同心圓的中國方案。

“智治支撐”是國家治理現代化中新科技革命的重要體現。“科學技術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深刻影響著國家前途命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深刻影響著人民生活福祉。”運用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新科技革命成果,引入新范式、創造新工具,構建融“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新發展理念于一體的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中國智治”新模式,是持續提升國家治理現代化水平的重要途徑。

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百年的內在邏輯

理論邏輯

“治理”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核心和靈魂,它不僅僅是國家治理方式和手段的一種變化,也是權力配置、行為方式和觀念上的一種深刻革命。“治理”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經歷了從“統治”到“管理”再到“治理”的演進進程。20世紀90年代,美國學者詹姆斯·羅西瑙提出“治理”一詞,并從治理主體、治理范圍、治理向度、治理原則這四個維度進行了界定。

中國共產黨近百年來形成的國家治理理論,是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國家治理的基本原理與中國國情相結合,探索出的一種創新成果,它有自身獨特的概念和話語體系。盡管西方的“治理”與“善治”理論對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演進產生過一定影響,但與西方治理理論和實踐比較,中國共產黨的國家治理理論有如下特點:

一是治理主體的層次感更清晰。黨在治理體系中居于領導地位,是頂層設計者;政府作為國家治理的主體,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工會、婦聯、共青團等群團組織,非政府組織(NGO)等社會組織在治理中扮演著協同的角色;公民在治理中扮演著參與的角色。

二是治理范圍更廣泛。不僅僅局限于西方治理中的政治領域,而是涉及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政黨等多個領域,以及基層、地方、全國、區域乃至全球等多個層次。

三是治理向度更垂直。與側重強調水平延展的西方社會相比,中國的國家治理結構是“十字型”治理模式,強調通過頂層設計驅動協同,然后上下互動,縱橫結合。

可以說,中國共產黨近百年來的國家治理理論的發展,既不是傳統國家管理的延續,不是西方治理理論的簡單復制,也不是馬克思主義國家治理理論的照搬照抄,而是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世情、國情和民情相結合的中國化創新性理念,是在我國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長期發展、漸進改進、內生性演化的結果。

內容邏輯

中國共產黨的國家治理理論也包含了現代治理理論的所有要素,最突出的表現為四大核心:一是基本政治制度,這是國家治理權力產生的方式,中國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而是保持政治定力,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二是價值體系,這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理念,中國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執政理念,這是中國共產黨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行為規范,也是實現公平正義、公眾參與、公開透明、程序正當的前提;三是治理體系,這是國家治理結構的功能定位與組織體系相互關聯的內在邏輯,涉及運行機制、行政機構、監管型機構、服務型機構,以及中央與地方的協調機制等;四是治理能力,這是國家擁有的智力資源、配置方式和有效使用的能力,包括人力資源、組織資源、財力資源、動員能力、執行能力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就是這一能力的重要體現。這四個要素之間既密切聯系,又各自相對獨立。基本的政治制度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基礎,價值體系是前提,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核心。所以國家治理現代化最重要的就是要實現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實踐邏輯

中國共產黨近百年來的國家治理現代化追求與實踐是一種先試點、再推廣的摸著石頭過河的漸進性模式,大致經歷了革命式、運動式、改革式、綜合式的治理演進進程,是在黨領導下的一整套國家治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體系,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黨的建設、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等制度安排和體制機制、法律法規設計,它們之間緊密相連、相互協調。國家治理能力是運用國家制度治理社會各方面事務的能力,包括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各個方面。這種實踐邏輯,充分體現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國家制度和制度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產生的治理效能成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中國奇跡”“中國創造”。

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百年的支撐保障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這一根本方向

方向決定道路,道路決定命運,國家治理一定要有正確的方向。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中國是一個大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一旦出現就無法挽回、無法彌補”。近百年來,中國共產黨苦苦追求,從無數的失敗和教訓中,找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個正確的根本方向,國家治理沿著堅持和完善支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這一正確方向,才使得56個民族“像石榴籽那樣緊緊抱在一起”,形成了一套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為人民幸福安康、為社會和諧穩定、為國家長治久安的一整套完備、穩定、管用的制度體系。到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到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鞏固、優越性充分展現。

堅持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

國家治理現代化偉大成就的取得,從來離不開偉力的托舉。“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近百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建立了新中國,并匯聚起磅礴的中國力量,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推進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進行改革開放,消除絕對貧困,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創造了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的偉大奇跡,實現了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實踐證明,堅持中國共產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堅強領導,按照民主集中制組織起來的“縱向到底、橫向到邊”的黨的組織架構和領導體制,保證了黨的最高政治權威,能夠把人民創造歷史的偉力向著同一個方向聚合起來,形成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強大合力。“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在邁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征程上,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更加需要以黨的領導為保障,才能達到預期的目標。

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指導

理論是實踐的先導,“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發展始終需要科學理論的指導。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即必須實事求是。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都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創造性成果,是破解本本主義、教條主義,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中國奇跡”的法寶。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的那一天起,就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自己的根本宗旨,把為人民謀幸福作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始終依據人民對利益和幸福的追求確定前進的方向和道路,從而贏得了人民的信任、擁護和支持,團結帶領人民鑄就了國家治理的輝煌。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發展的動力。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把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作為判斷社會主要矛盾的重要方面,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標準,并以此確定國家治理大政方針和主要任務,才能交出讓人民滿意的國家治理現代化答卷。

堅持國家治理的歷史文化根基

中國共產黨近百年來的實踐表明,國家治理體系不是也不能是一座制度“飛來峰”,而是在我國歷史文化傳統基礎上長期發展、漸進改進、內生性演化的結果。中國這個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東方大國之所以能實現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中華文化沃土的滋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之所以能夠生機勃勃,就在于在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中,通過推動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使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與現代社會發展相協調,將“天下為公”“和而不同”“天人合一”“協和萬邦”等跨越古今的國家治理理念和文化基因,根植到中國人內心,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中國人的思想方式和行為方式,為國家治理現代化培育了文化之根,從而更加確立了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讓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豐碩成果源遠流長,行穩致遠。

【本文作者唐任伍為浙江師范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院長、教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共產黨百年民生思想發展史”的階段性研究成果,項目編號:(18ZDA012)】

[責任編輯:袁甜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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